的卫所旗军战斗力，这三支军队如果交给一个人指挥，也绝不会让他胜得如此轻松。
这场仗对他来说太经典了。
从渡河开始。
祖宽没有率领骑兵保护步兵侧翼，辽东营也确实需要吃饭，所以他们去做最需要的劫掠。
杨正芳也没有随同祖宽行动，而是渡河后认为自己的军队缺少保护，就地挖掘壕沟，以保存自身战斗力。
雷时声行军靠后，抵达战场时杨正芳已经遭受攻击，为避免被截击的可能，没有迅速支援杨正芳，而是为保存己方力量从兴平方向渡河。
大家都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、选择最为保守的战术。
突然遇袭，后知后觉，三个总兵在行为上都有过协同作战的尝试。
但这样的尝试，沟通全靠心电感应，每个人都渴望别人跟自己配合，自己则不会去配合别人。
因为头顶没有指挥官，既没有指挥，也没人背锅，任何激进战术都会使自己蒙受损失、自取祸端。
然后因为在一开始不协同、进行自己最擅长、最保守的战术，在真正交兵接战后又被迫使用代价最大、最激进的战术，来进行扭转战局颓势的尝试。
祖宽劫掠完回来，发现杨正芳遇袭，遂对超过己方十倍的敌军援军，发起最勇猛的骑兵突击。
杨正芳则死咬住拥有重炮的敌军，进行自己最擅长的重兵格斗，雷时声渡过河流，看见撤退的‘祖宽’，便立即列阵试图为其提供保护。
兵是好兵，将是好将，一到会战就拉稀。
刘承宗觉得这是明军面临的客观环境就是如此。
朝廷需要各地军队平时少投入、少拿饷，开战时少出兵、少吃粮、速取胜。
结果各地就都形成了以千余军人为核心的精锐部队，不论步骑，都能做到快速机动、快速部署、快速投入战斗、快速胜利的指挥体系。
可一旦敌人强大到，单一的精锐部队已经无法取胜，朝廷需要组织会战，就会把各地各种精锐力量集中到一起，形成一个三头六臂的缝合怪胎。
缝合怪很强，但三个脑袋各有想法，每个脑袋只跟自己的两只手熟，使用最适合自己的战术跟敌人作战，打出去就是双拳难第四手。
太典型了！
刘承宗在土山上缓缓摇头，在笔记中写下‘指挥’二字，叹息道：“这就是明军，崇祯年间的明军。”